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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还是很大的嘛！台儿庄一役，赖诸将指挥有方，将士用命，获空前之大捷。我军威名远播四方，倾倒中外。当然，我们指挥上尚仍嫌不足，需进一步检讨，加以改进。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诸位将军还是要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至于敬之的参谋部，工作也还是出色的嘛！至于一些技术性问题，以后注意就是了！”
华毕成此时早就没有心思再听下去了，他已经将作战厅里面的这场闹剧看的通通透透。对何部长，华毕成并无半点同情。一个手握军事大权的政府元老，却总与日本人不干不净的，仰他人鼻息而活，被胡宗南攻击也是活该！
可如果继续这样纠缠下去的话，华毕成的西北最高军政长官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到手呢？
好在蒋委员长并没有让华毕成等得太久，在借着胡宗南敲打完何部长之后，蒋委员长将话锋一转，绕到了立功受奖人员的身上：
“此前的会议之中，就有人提过赏罚必须分明！当时我处罚了桂永清、黄杰等一批将领，将罚给落实了，现在也该奖赏那些有功之臣了。”
讲到这里，蒋委员长的声音突然拔高，变得有些尖利：
“我宣布嘉奖下列有功人员
任命华毕成为中华M国西北最高军政长官，并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
授予胡宗南一等宝鼎勋章任命为第九战区战区司令
授予陈辞修一等宝鼎勋章任命为武汉卫戍司令……”
蒋委员长后面说的那些内容，华毕成已经不再关注了。真让蒋百里将所有的事情都料中了，华毕成得到了西北最高军政长官的职位和一级陆军上将军衔，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一职也落入了胡宗南的手中。
华毕成记得历史上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应该是陈辞修，其实华毕成认为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薛岳担任最为合适，哪怕陈辞修也甩胡宗南几条街。不过委员长为了他那套“平衡”游戏，现在把第九战区交给了和华毕成一直不对盘的胡宗南。
华毕成带来的蝴蝶效应，让武汉会战又迎来了新的变数。
宣布完嘉奖人员，蒋委员长声色俱厉地命令道：“中国政府决定以陆、海、空三军一百余兵力在武汉外围与日寇决战，彻底扭转中国战场战局！”
最后蒋委员长微笑着对华毕成说道：“毕成啊！西北是我们抗战的两个后方基地，现在就交给你了。”
华毕成蹭的立了起来：“学生一定不负国家和校长重托！”
“你的能力我是放心的！”蒋委员长似乎是用商量的语气说道：“现在武汉的压力很大，东，北，南三个方向都有可能遭到倭寇的攻击。30集团军是不是朝山西方向适当出击一下，减轻一下武汉战场的压力。”
华毕成知道这是其实是委员长的命令，他也绝对不会在乎委员长是不是想借此削弱30集团军，自己养兵本来就是打鬼子的，于是厉声道：“驱逐倭寇！还我河山！吾辈军人，义不容辞！”
“好！好！那今天就散会吧！”蒋委员长的目的都已经达到，心情自然也不错。
这场会议中浓浓的火药味立即四处弥漫开来。引得遍体创伤、衰疲不堪的中国重新躁动起来……
东京，当在武汉政府积极备战的时候，日本人也没有闲着。
兴亚院是近卫首相为解决中国事务而专门设立的智囊机构，徐州会战后兴亚院昼夜运转起草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纲要。这个机构虽然主张以武力击溃武汉政府，但并不象军部的激进分子那样意气用事。
兴亚院在给裕仁天皇的奏章中警告道：“帝国进攻汉口应当慎重。因为中国进行的是一种殖民地的解放战争。全国上下同仇敌忾。而日本却缺乏足以唤起国民同仇敌忾的力量。而且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日本在大陆作战，越是深入内地，其补给线越长，陷入敌人所提倡的游击战消耗战术的危险性越大……”
裕仁天皇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身为日本大本营三军最高统帅，裕仁天皇很清楚日本只能速决，绝不能久战。看着兴亚院的奏章，裕仁天皇始终举棋不定，最后他只能召来了他的叔辈、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以及藏相池田成彬，他还想最后听听别人的意见。
“军部有把握在攻占武汉后彻底解决中国吗？”裕仁天皇直截了当地把皮球踢给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
闲院宫载仁亲王早已猜到了天皇内心的忧虑，他觉得天皇缺乏捅破这最后一层纸的勇气。看来如果他不把这层纸捅破，这个遇事多虑的皇侄是不会定下这最后决心的。
于是闲院宫载仁亲王索性直截了当地说道：“陛下，战争发展到今天，帝国除了打下去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已经有近百万中国士兵死在皇军手里，这时想让武汉政权言和，到头来只怕是一场空。反会让中国人认为帝国的腰杆变软了。再说陆军刚刚在张鼓峰战事中受挫，现在从中国战场到东京军部，各级将佐都憋足了劲要洗刷前耻。此时退缩，极有可能在军方引起混乱，局面恐怕难以控制！”
“照你这么说，我们在中国就必须打下去了，无论这仗是能打还是不能打？”裕仁天皇打断了闲院宫载仁亲王的话，口气显得有些不悦。
“现在看来的确如此。如今上上下下都认为击溃中国军队才是解决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而且军部已经有了攻占武汉的计划。也许坚决打下去，结果可能会好些。”
见裕仁天皇仍然眉头紧皱，闲院宫载仁亲王决定重锤敲响鼓，他直言不讳的点出了天皇最担心的事情：“陛下，您是忧虑攻占武汉后仍不能结束战事吧？的确，攻占武汉，战线扩大上千里，帝国投入了极限兵力。有完全陷入中国战场的危险。”这时候闲院宫载仁亲王将话锋突然一转，换了一种怂恿的口吻：“可战争本来就是冒险，是一场赌博。既赌实力，又赌运气。中国值得帝国一赌。”
裕仁天皇被打动了，他实在抵御不了大陆对他的诱惑。不过他还是转向了藏相池田成彬，想听听新上任的财阀的意见。
“陛下，此战非帝国本意，可形势不待我。由于德国的日益强大，欧洲已失去和平的保护伞。研究会认为：世界大战早则40年，迟则45年必定爆发。帝国要在新形势下谋得优势，大战爆发前必须完成军备整训。中国战争的结束宜早不宜晚。此次如能攻占武汉、广州，不但在政治上给中国政府以致命打击，还能夺取湖南、湖北粮仓，实现对中国的海上封锁。种种压力，蒋政权无法承受，只能屈服；即使他死不悔悟，失去武汉的蒋政权充其量只算中国众多地方政权中的一股，再难撑住中国。这时帝国出面寻找愿与帝国合作的新政权岂不易如反掌。”
池田虽然新官上任，但此前显然已把日本的内外形势琢磨了个透。一番话条理清晰，不但令裕仁天皇折服，也说得闲院宫载仁亲王连连点头。
终于，天皇再次向他的臣子妥协了，陆、海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少壮军官们随即陷入了一片欢呼声中，接着开始了紧张地忙碌。走廊里匆匆而过的军官们，兴高彩烈地互相问候，说着祝福日军武汉再胜一类的吉祥话。
战争，使他们一夜间成了民族的精英、万民心中的英雄。构筑在无数中国人和日本士兵血肉之上的这种虚荣已使他们丧失了理智，抛弃了人伦道德。他们心中的念头只有一个，那就是战争——胜利。没有命令，没有指示，但疯狂的信念。已使他们象一架架不知疲倦的机器，隆隆运转着。
实际上日本的军人们从来就不相信进攻武汉的计划还会有什么变故。当天皇还在犹豫的时候，一份份军情报告、兵力统计，一份份协同方案、物资调配单，就已经像雪片般飞向作战室。东京对战争的狂热一直在不断的升温。从内阁、政党到民间社会，武汉又成了日本人口中最频繁出现的一个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