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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反正”，他们依然是高官得做，家财得保。就如同当年周瑜对孙权所说的一样：众臣子皆可降。
至于朱家王朝，谁又能管得了这么多呢？反而是现在如果一心主战，出头太狠的话，万一惹恼了汝宁的那位吴鄙夫，那可就万事皆休了。做官也得和做人一样，还是留一条后路吧！
第四、汝宁军还是在与南明的前线，驻防着一定的军队的，弘光君臣并没把握一举击败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在湖广、河南以及山东地方，有着周巡、张彪所率领的熊捶镇和地方部队近三万；有着在汝宁、归德留守的，薛强率领的汝宁军留守部队一个协、新兵二万、内务司士兵二千、工坊司民兵七千多，共计三万六千余人；在山东，有着熊正恩、迟明率领的，大平军新编的两个镇，再加上刘泽清遗留下来的鲁军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共计四万五千人马。这样的实力，其实已经不弱于南明所掌握的部队了。
第五、别看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左良玉等人手中还有不少部队，但他们都是新败之将，手中也是屡败之师。再加上他们的部队中有着大批抓壮丁抓来的士兵，其实战斗力是不值一提。
而且这些武将还都知道，以前的汝宁军那强悍的战斗力，所以他们不愿意主动挑衅，以免成为大平军首先的进攻目标。
所以现在这些武将的军队，虽然在凤阳府、湖广地区和江北地区与大平军是犬牙交错，但两军之间进行着一种有默契的“静坐战争”，谁也不愿意首先开火，保持着一种诡异般的停战状态。
最后，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左良玉等人已因“定策”有功，备受弘光帝的宠信，志骄气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那样的话，既可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要不然，一旦北伐，远离了朝廷中枢，那他们又怎么能控制朝政呢？谁也不愿意去做那，被十三道金牌追回的，冤死在风波亭的岳武穆。
而且史可法出任督师时已是失势悯墨之人，所以他就根本指挥不了“四镇”，只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这些武官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都是以“天子门生”自居，日常所为都是桀骜不驯。如：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在讲话时常引用“圣旨”，高杰听得是大不以为然，当面顶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而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觉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读完就爬起来，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这些武将对弘光帝的态度都是如此，又如何会听从那些文官的节制呢？而且他们一旦对廷臣有所不满时，就上疏云“乞付军前正法”。
刘良佐在陛见弘光帝时，就曾经大言无忌地说：“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曹宜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今请罢制科勿设便。”
束手无策的史可法，也在军中写信给大学士高弘图，“盛言‘镇锋恶，盍谨避之！’”。武将们的气焰如此嚣张，皇帝和廷臣也无可奈何，虽然内阁的阁臣们也都交结外藩以为奥援，但他同样受制于那些武将，所以是毫无作为。
高杰原受命安顿家口于扬州城外，然后统兵北征。可是，高杰贪图扬州富庶，要求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于是高杰恼羞成怒，下令攻城。
扬州进士郑元勋从中调停，同高杰面议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不在城内驻军。不料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而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是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
上行下效，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