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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山东军初抵城下时，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主力未到，立脚未稳，出城一战。
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
而在城守方面，史可法又安排道：“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塋，树木阴蔽，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
闰六月初二日夜，扬州城内官绅，集合了城中民壮几百，发动了叛乱，并打开城门邀山东军入城。激战至凌晨，扬州城于初三日落入大平军手中。刘肇基战死，扬州知府任民育、何刚等阵亡，史可法等人被俘后不愿归降，被迟明下令斩首。
史可法的誓死不降，确实称得上是对南明的忠贞。可是史可法此人，在整个崇祯年间就无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也是在弘光时期。
可是作为政治家，史可法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
直到大平军的一支非主力部队——山东军的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却绝大多数都倒戈投降，变成大平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就可见一斑。
就是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在山东军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悲观失望，把军务全部交由幕僚处理。导致不到一天功夫，扬州即告失守。
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但其一生，也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肯定。完全可以这么说，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史可法的死，也有着吴世恭不知其在原先历史上“英名”的原因。现在归顺大平朝的前明高官人数众多，地位比史可法高者也有十数人。吴世恭也只是把史可法看作成其中的一员。所以并不可能来个特殊对待。
说实话，吴世恭对于天下文人领袖——刘宗周还是要重视些呢。要不然，吴世恭起码会向迟明交待一声，让其不得随意处置史可法的。
而此时的迟明。能放心掌握的新军才只有一个镇。其中也只有一千多原汝宁军的军官和士官。就是加上较为信任的原明鲁军，总兵马也只不过是三万人。可是现在的他，面对着蜂拥而至归降的南明军，迟明就有种掌控不住部队的焦虑感。
再加上那些降将的歪嘴，说：史可法是南明首辅督臣，地位最为崇高。如果留有他一命，可能造成降军的军心不稳云云。于是迟明也就“从善如流”了。
山东军攻克扬州前后，江北南明军几乎是毫无斗志。一矢未发即仓皇投降。高杰部在其子兴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总兵李成栋等带领下先后降平；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
从六月至九月初这短短的四个月不到的时间内（这年是闰六月），整个淮扬地区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达到惊人的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像总兵李成栋、李本深、金声桓、李国英、田雄、马得功、徐勇等人等人的部队，装备精良、战技出色。完全可以这么说，他们只要在两、三支部队的联合之下，完全可以与迟明的山东军斗个势均力敌。可就是这样的部队，也都是军心涣散，不发一矢全军归降的大平朝。真是兵败如山倒。
弘光朝的各大藩镇这样望风而降，并不是兵将不堪一战，而是他们凭借“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集团，有挟制朝廷之心，无忠贞报国之志。既然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一旦强敌压境，自然是以归顺“叙功”为上策了。
一句话可言：弘光朝廷是依赖笼络藩镇而立，也正是藩镇叛降而亡。
六月十七日，周巡、薛强率军十三万顺江而下，首遇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部。而左梦庚部下有总兵十员、兵卒七万余，他们既不敢迎击西来的周巡、薛强部，又不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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