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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已经有些轻微的精神分裂症了，他的双重人格似乎也发展到极致，经常是一时暴戾狠毒得出奇，一时又温柔和缓得反常。
而在洪承畴的问题上，崇祯皇帝正好表现出温和的一面，他只是停止了祭奠活动，却没有按照朝臣们提出的办法，依惯例逮捕严惩洪承畴的全部家属，似乎对自己摆的这个乌龙有些无动于衷。对于这个反常的举措，他后来颇有些自我解嘲地说：“我是要让洪承畴去作王猛式的人物啊！”
而王猛是东晋时期前秦符坚的主要谋臣，因为原是晋朝的子民，曾经劝阻符坚不要南向攻晋。可惜洪承畴不是王猛。即便真有王猛，在明清之间的战局中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可兵部的官员们在一番惊慌失措之后，却绝对不敢奢望因为有了一个投降敌人的“王猛”就可以高枕无忧。连下松、锦四城之后，清军主力班师回到盛京，山海关外的战局暂时和缓下来。兵部尚书陈新甲就立刻是竭力主张：利用这个战争的间歇期继续同清方进行谈判，争取通过一定程度的妥协来换取一段时间的和平，以便对辽东防务进行新的调整。
而崇祯皇帝虽然有依靠“王猛”的幻想，却也不能不去面对无情的现实，只得同意再次进行谈判的尝试。
于是一直逗留在宁远的马绍愉使团就接到新的指令：立即同清方联络。清朝当局在战场上取得巨大胜利之后，仍然不愿意放过在谈判桌上再捞取好处的机会，因此表现出很高的姿态，同意马绍愉到盛京来。
这年五月，马绍愉一行来到清朝的盛京。清方按照对待大国使节的礼节接待了马绍愉，诸王、贝勒和主要大臣多次设宴招待，皇太极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同他商谈了议定和约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表面看来，清方并不反对通过和谈达成和平，但在议和的具体条件方面双方却不太容易取得一致意见。
清朝以战胜国的姿态，要求明方每年交纳高额岁币，停止对清朝的敌视态度，这些条件明朝还可以勉强接受；但清朝同时要求明方承认双方的国家关系是一种两大帝国间的平等关系，这个要求尽管合情合理，对于崇祯皇帝来说却万难接受了。
长期以来，大明帝国一直自认为是高踞于万邦之上的天朝，明朝皇帝也自认为是君临天下的万邦之主，从来也不认为自己同边外的“夷狄之邦”是平等的。
何况夷夏之辨还是一项基本的儒家理性原则，同“鞑虏”讲平等就意味着丧失原则。崇祯皇帝对于与清方谈判本身就理不直、气不壮，在这样有关君主尊严和国家尊严的原则性问题上，当然不敢随意做出让步。
何况，朝臣们还是多少听到了一点信息，都在纷纷攻击陈新甲，说是“堂堂天朝，何至讲款”？而当崇祯皇帝就这个问题讯问首辅周延儒，周延儒由于害怕皇帝将来改变主意会卸罪于自己，竟然一言不发。明朝君臣的态度如此，和谈的成败自然也是由此可见了。
而在另一方面，清朝对于这次谈判也并没有多少诚意。以皇太极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早已经制定了入关伐明最终夺取中原的既定目标。
而这一次愿意同明朝谈判，无非是在战争的间歇时期不想错过一次在外交上取得利益的机会，本来不抱有太大希望，所以也没有特别认真对待。
对于取明而代之的大方略，皇太极曾经有过一个很生动的表述：“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既然有这样的方针，和谈无论如何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过是从两旁砍斫明朝这棵大树的手段之一罢了。
一方碍于天朝的体制而扭扭捏捏，另一方因为有既定目标而漫不经心，两方面的和谈当然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马绍愉在沈阳滞留多日，接连不断地向陈新甲汇报谈判的情况，陈新甲密报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再向马绍愉发出指示，两边的信息往返多达数十次，却一直毫无结果。
马拉松式的谈判一直拖到六月，因为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马绍愉使团只得撤回到宁远，但继续同清方保持着接触，并不时把清方的意图报告给兵部和皇帝本人。这段时间，明清双方之间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胶着状态中。直到七月间，一个偶然事件和一个故意行动才把这种状态打破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