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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
《庄子·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称洞庭为平野。
曾几何时，湘、沅、澧诸水在洞庭山（今君山）附近与长江交汇，洞庭湖地区还只是一片河网交错的平原。
后来环绕君山的所谓“洞府之庭”形成了一个大的湖泊，才有洞庭湖之称，始作俑者就是奸臣张居正。
嘉靖、隆庆年间，张居正为了保护自己家乡江陵的安全，打着维护“显陵”（在湖北安陆）的旗号，采取“舍南救北”的方针，在荆江北岸筑起黄檀长堤，迫使长江水沙由荆南进入洞庭湖区。
扬子江的汛期长达半年，从春夏之交的桃花汛，一直延续到九月中旬的秋汛过后才结束。
张居正为了一己之私，罔顾国家社稷，让湖南这个鱼米之乡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湖南没有发挥作用，朝廷每年的稻米产量自然严重不足，国库库存也就不可能丰足。一旦大面积天灾降临，则大事去矣。
不管张居正做了多少值得夸夸其谈的事情，说他祸国殃民半点都不冤枉。
从每年的桃花汛开始，湖南必然变成一片泽国，大片稻田沉入水底，于是“百姓皆成鱼鳖，每年溺死数以十万计，待哺灾民无以计数”。
每年秋汛过后，冬季马上就到，从而造成了“湖南鱼米之乡灾民遍地”的旷古奇观。
正因为如此，后来张居正被“反攻倒算，掘坟鞭尸”，湖南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当然是有道理的。
天可欺，地可欺；君可欺，朝廷可欺，百姓不可欺。这就是张居正的下场。
熊储决定立即赶到洞庭湖一带，并不是要搞清楚君山四周为什么变成了湖泊，而是要救命，救一个故人的命。
这次紧急北上，本来就是熊储离开云南之前就已经决定的，也是军师万练统一的一种战略手段。
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手段使出来，关键问题还是在五省总督朱燮元身上，至少当初以为是在朱燮元身上。
因为朱燮元杀了奢崇明、安邦彦之后，又接受了水西土司安位的投降，平定叛乱的战争基本结束。
然后向朝廷上折子，仿照诸葛亮当年的说辞，提出了不在水西设立卫所、不设置郡县官吏、更不安排军队的九个原因。
既然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熊储认为自己可以安心离开，到传说中的大观堡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儿。
熊储临走之前，给征南将军万练留下了未来的发展方针，基本原则就是慎之又慎：
“偃旗息鼓，休养民力；奖励农耕，储粮备荒；向北通商，向西掠畜；慎重扩军，多察敌情；等待时机，一鼓而定。”
为了让征南将军府的万练能够暗中平稳发展，那就需要把朝廷的注意力转移出去。
能够吸引少年皇上崇祯视线的最好目标，那当然就是叛逆熊储在另外一个地方现身，并且搞出一些不大不小的动静。
居于这种认识，熊储才决定立即挥师东进，准备执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略计划。
到了大观堡以后，通过苗三冠和彭无影的解释，熊储才知道整个北方已经乱了套，朱燮元这个五省总督，根本不能继续留下兵马在云南磨叽。
身受重伤的斥候兵，是范连成的斥候营一个小头目。
经过熊储利用内力救活以后，他又说出了一段怪事。
原来，皇太极攻破京师北面长城隘口，兵锋直指京师，当然天下震动。
既然天下都震动了，山西近在咫尺自然也震动了，于是就惊动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已经被撤职的原朔州城守备参将：张英。
张英，并不在乎谁来当皇帝，唯一的目标就是忠于大明朝廷。
现在女真鞑子胆大妄为，竟敢轻骑攻入长城，张英顿时拍案而起。
可惜发怒是没用的，因为他现在是孤家寡人，进京勤王一个人派不上用场。
武将，在关键的时候就是一根筋，张英也不例外。
他现在怒火中烧，一心要和女真鞑子拼个死活，所以闯进朔州城守备兵营寻找监军要兵。
监军还没有接到进京勤王的命令，当然不能同意。况且张英还是一个戴罪之身，更不可能交给他兵权。
现在四处造反的大有人在，万一张英带兵造反，那谁也不能担保不是吗？
可是，张英经营朔州城守备兵营十余年，下面的将佐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虽然监军不同意派兵，这并不影响张英闯入军营进行“煽动性演说”：
“我告诉你们，皇上已经被女真鞑子包围了，现在朝不保夕。你们他娘的谁不怕死，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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