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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六六章气象(上)

    从隆庆三年秋离京,到隆庆六年六月返京,沈默已经阔别这座京城将近三年了。这三年里,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有好有坏,或深或浅、或近或远的影响着帝国的命运……

    先说好的方面,有人说大明朝最大的幸运,不是出了沈默、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治世名臣,而是拥有一位隆庆皇帝。但这个观点并不被大众接受,事实上,这位总是以好色、懒惰,以及各种行事荒唐而出名的皇帝,几乎从不在大明的政坛搅风搅雨,甚至一年到头不接见大臣,也没有任何旨意,悄无声息的,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然而,他却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皇帝,不管是大智若愚也好,还是真懒得无可救药也罢,他都把自己摆在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本朝立国至今,经过二百年来一系列主动和被动的演化发展,其政治体制和思想道德,已经变得非常特殊,不同于之前任何朝代,也不同于国初——现在,国家的治理已经逐渐由文官阶层来完成,皇帝在行政管理上的权责越来越少,逐渐成为一个大臣用来争取立法的工具和道德象征。

    直白点说就是,当大臣们意见一致的时候,皇帝就可以一边凉快去了,大家这个时候最不喜欢皇帝出来干预任何事,如果哪个皇帝偏要指手划脚,就会被大臣们群起而攻之,指责为暴君;而当大臣们有意见分歧的时候,皇帝就被请出来,做最后的裁决人,大家这个时候最希望皇帝出来为他们撑腰。否则有被骂为懒惰的昏君的危险。同时,大家还要求皇帝要做道德的典范,孝,仁,礼,信,勤,义缺一不可,否则也有被骂为昏君或者暴君的危险……当然,这最后一条的要求有些高,也许只有孝宗皇帝勉强算得上,所以孝宗也被后世的臣子奉为明君典范,一旦觉着皇帝哪里做得不对了,便会说‘如果孝宗皇帝在,一定不会这样,而是怎样怎样。’

    和孝宗比的话,隆庆皇帝肯定跟最后一条沾不上边,好在那是个人修养方面的,只关大臣的精神世界,却无碍国事。但在其余方面,他却要比孝宗还符合臣子心中的明君形象……他比孝宗还要配合大臣们的要求,绝对不去干预大臣们做事情,因为他知道,论吏治自己比不了高师傅、论军事自己比不了沈师傅,论财政自己比不了张师傅……内阁和各部院已经可以把事情做的很好,就算离了自己也照样转。事实上,似乎人家也从没指望过自己,那干嘛还要为了那无谓的存在感,而事必亲躬呢?累着自己还给大臣们添乱,标准的吃力不讨好。

    纵观千年以来,估计隆庆一朝,是最接近古人追求的‘圣天子垂拱而治’的时代。所以有人说,隆庆皇帝只是运气好,赶上大明朝人品爆发,一下子涌现出高拱、沈默、张居正、杨博、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潘季驯、海瑞、朱衡等数不清的优秀人才,群星的闪耀使大明在皇帝不理政事的情况下,依然相当健康的在前行。这种说法本身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理论基础上——所谓九州万邦系于一人之身,好像皇帝不出力,国家就治理不好一样。事实上,如果隆庆皇帝像沈默原本那个时代中的满清皇帝那样事必亲躬,大臣们只有御前听旨、奉旨办事的份,怎么可能有这些人才发挥的空间?也就没有这么多的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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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隆庆皇帝能对他信任的大臣不疑不猜,不设障碍,能让他们放手办事,给予他们持久稳定的倚重,才能为他的辅臣们有能有为地展布,提供出最理想的舞台。

    在隆庆登极之初,所面对的其实是经过正、嘉两朝长期乱政以后,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形势动荡已极,动乱因素潜滋暗长,且多已表面化。当时,河南、湖广、山东、直隶等地,均连年大饥,甚至发生饥民卖儿鬻女、易妻而食的人间惨剧。究其原因,除了天灾之外,更多的是人祸,实由于朝廷上下,大小各级衙门,由一些只知贪婪固宠、桀骜不驯的官棍当道。这些人久厕官场、利欲熏心,擅长于逢迎钻营,素不以民瘼在心,既不畏公议,又不知廉耻,但以本人的宦况和财运作为处人办事的权衡。

    官府操之于这样一群官棍之手,自然会搜刮过甚、官贪吏墨,作威作福、殃害庶民。堂皇法司,不过是金钱与权势的特种交易场所,是维护权门豪户既得利益的暴力机关,整套国家机器似一架绞肉机,以人民的骨血为唯一原料。亦因此,社会上的贫富分化悬殊,土地兼并严重,赋役负担严重不均。更加以胡虏寇掠,边方警报频传,真可谓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大明朝的天下摇摇欲坠,大有崩解之兆。

    如果一切不变,或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维持下去,隆庆朝的时局必将更趋恶化,全面性的危机必将大爆发。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此国势危殆、民生多艰之时,总有些志图挽回世运,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愿意献身以任天下之重的救世之才横空出世。本朝最杰出的代表,当属高拱、沈默、张居正。他们虽然观点立场不一,方法策略不同,但在敢于正视忧危,勤于分析形势,勇于提出并贯彻执行,革弊趋利以扶危振颓的对策,热切企望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以谋取政权的新生和民生的改善,则是一致的。他们坚信‘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功’,认为必须不墨守‘祖宗成法’,必须突破传统观念和体制规章的框架,必须务实而有针对性进行大兴大改,有因有循、有革有化,才可能使国家摆脱困境,重新开拓出发展的道路。

    所以从隆庆二年开始,由于殷切的社会需求和主观条件的具备,大明朝便轰轰烈烈展开了一场由上而下、遍及全国,包括纠转政风、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改革人事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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