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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道德操行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以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做了详细的规定。
而在1978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该法规定，在联邦政府各系统内，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对政府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做出了详细规定。
1985年出台的《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明文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职做私人交易，美国法律还规定，去职的政府官员在离职后，一年内不得回原工作部门为别人从事游说活动，违反者要受到刑事处分。
1989年，美国政府对该法进行了修订，颁布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将官员离职后从业行为受限的范围扩大到国会议员和国会高级官员，对行政部门官员离职后行为的限制条款也作了修改，还规定中下级官员也要申报个人及亲属的财产。
1992年，联邦政府道德署颁布了《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在礼品、利益冲突、滥用职权、兼职、职外活动等多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并附有大量实例。这是一部跨部门的法律，是对前两部法律的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集中体现了从政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
除此之外，美国政府拥有无所不包的公开系统，除了军事等国家机密，政府部门的所有文件资料和数据都对外公开，公众可以随时了解政府的工作。
而无处不在的监督网络，更是能够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的约束，除了党派之间的监督，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媒体的监督力量，更加不可小觑。
在美国，媒体监督可以说是除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新闻的高度自由，使他们成为美国利益的忠实的看门狗。
无论政府做任何事情，都会感到，他们的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不敢稍有懈怠，否则，便引发一连串抨击与质疑的声浪，令官员们焦头烂额，却又无可奈何。
张阳在材料中举了个例子，三年前，有个越南人，因为移民手续久拖不决，去找市议员申诉，议员暗示某种品牌的葡萄酒不错，于是越南人买了一件送过去，手续马上就批了下来。
结果，媒体很快知道了这个事情，马上报道了出来，市政府责令这位议员要么辞职，要么等待道德委员会和警察调查核实被判刑。
最后，这位议员因为区区两百多美元的受贿问题，被迫辞职，媒体监督的力量之强大，法律制度的严厉，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保证廉政建设，美国的政府机构里，还设有人数不等的道德官员，独立开展工作，一般每两年轮换，他们的工作，是针对从事不同工作的公职人员，进行具体教育。
比如，选举中的资金收受，哪些可以收，哪些不可以收，政府雇员上班期间，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界线很清楚，不了解那些清规戒律，是不允许上岗的。
公务员的培训考试，是采取网上、办班、单个教育等方式进行的，考试不拘泥于形式，方法灵活多样，如果网上考试两次不及格，直接由道德委员会负责当面培训，直至合格为止。
政府机构中的所有雇员，无论是选举产生的，还是任命产生的，不管是高层官员，还是低层官员，进入公务员队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行为道德准则的培训教育。
并且，他们会被明确告知，所在部门的道德官员是谁，碰到这方面的问题，应该与谁联系咨询，培训完毕，还要请他们签字存档。
而政府的高级官员，一旦被选举或任命产生，对他的道德准则培训也相应展开，而且是一对一进行的，由负责道德的官员，与其进行培训谈话，主要内容是：告知相关规定；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能为与不能为；有问题找哪些部门人员咨询等。
道德委员会人员相当多的精力用来搞咨询工作、答复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当事人了解清楚法律、法规，问清楚了才“做”，弄懂了才“为”，有效预防违纪的发生。
如果一个特定的政府机构碰到一些疑难问题，可找道德署咨询，因为道德署许多人是律师出身，可从法律角度给予解答，但由于各部门都有道德官员，大部分问题，各部门可以自行解决。他们的理念是抓住事前教育，这样会事半功倍。
美国重视强化人的自律精神，从幼儿园开始，就有意识地教导，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中小学都有行为指导老师，在各个大学里，一般也都开设了廉洁教育的课程。
这些举措，使得美国社会有很好的廉洁氛围，从政府雇员到普通民众，都有很强的自律意识，并且，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只认法律不认人的习惯，当习惯成为自然，就会变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
“是啊，在这样一个由政府主导，全民反腐的大环境下，贪官是很难立足的。”王思宇叹了口气，把材料放在床头柜上，走到窗前，点了一颗烟，陷入沉思之中，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或许，这又将是个不眠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