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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统的，朝廷之前已经有过这种先例。更何况如今王旻治军不严犯下了大罪，荆鄂副都统樊文彬又在枣阳阵亡，整个荆鄂都统司实际上已经是个空架子。
让郑云鸣来顶起这个名号对于置措整个京湖防务是最适合不过的处理。
除此之外，礼部和枢密院还对郑云鸣的阶级进行了修正。先前皇帝钦赐了校书郎的名号，原是作为遥领，以示一时恩宠的意思。那时候吏部按阶是给予了文三十八阶的通仕郎的阶级。如今转为了武官，在阶级上从文变武，依照定规不可能低于县令文职的正七品，也就是武三十三级的左武郎级别。
枢密院又奏请皇帝，赐予郑云鸣左千牛卫将军的环卫官头衔，自此之后时人也有用左千牛来代指郑云鸣的。
此外，因为京湖转运使、提举京湖常平仓事李伯度在襄阳之乱中受了惊吓，惊忧成病不能主事，又让郑云鸣领提举京湖常平，代理主持京湖转运司的部分事务。
在官职晋升的同时，皇帝又下诏赐予郑云鸣在京师宅邸一座，与丞相府比邻而居，以示荣宠。另颁赐良田一百亩，银一千两，锦缎二千匹。
郑云鸣部下也依序得到犒赏。左军统制6循之获任通判郢州、武功郎，右军统制葛怀获任京湖兵马钤辖、武德郎，左军统领王登以军功任南漳县尉、武翼郎，右军统领杨掞兼领老鸦山守把、修武郎。又授予郑云鸣帐前义士秦武以均州兵马钤辖、武义郎的职位，让其正式归入大宋军队的编制。
不过在给予郑云鸣及其部下很多个人的荣誉和犒赏之外，朝廷对于这支成立不久的新军实力的疾扩张依然保持着警惕。除去原定五千额度之外，朝廷准许将郑云鸣部下扩编到一万二千人编制，划分为土龙、振武两个军，以葛怀为土龙军统制、杨掞副之，以6循之为振武军统制、王登为副将，两军并听荆鄂副都统衙门节制。
并将其在襄阳之乱中收编的北军数千人分拨给前来襄阳的督视府另行处理。
这在南渡之后的军事历史上是很不寻常的举动，自五代以后，军队就成为将领的私产，任何别人稍加染指自己部下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对大将的一种冒犯。宋朝立国之后，虽然订立了以文御武的原则，但你可以将武将夺权，收回对一支军队的指挥权，将已经收编的军马硬生生的划出去给别人，在南渡之后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当然，有这样年轻的大将疾崛起成为一方的支柱之一，在大宋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枢密院自己也知道是理亏，所以由皇帝在朝上命令郑相公写亲笔信给自己在京湖的儿子，信中谈到两条：第一是年轻人不可不经历历练而仓促掌握大军，这对于自己的仕途升迁并不是好的预兆，自然用了战国赵括为比喻，第二是国家将他看做是未来朝廷上可以大展拳脚的栋梁之才，所以不用急着在武功上累积荣誉，而是要注意在地方上的治政实效。
“沙场交锋固然功绩来的容易，但对于读书人来说，治理一方百姓，为民众谋取福祉才是我辈追求的的事业。”吴潜这话其实并不见得只是为了劝慰郑云鸣，更多的是当下读书人的整体价值观。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在固守着重文轻武的观点，有时候连同为圣人门徒的郑云鸣也对读书人这种孤高的观点忍无可忍。
你们都去读圣贤书做太平官，谁来给我带兵？
对于朝廷分走他几千北方军马他倒不是很在意，无论是他还是他手下这支军队都太过年轻了。
蒙古人大举入侵的时候，郑云鸣指挥三四千人还能够应付自如。待到五里坡大战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指挥有滞涩的感觉。如果真的给他二万人马，等到蒙古人大举南下的时候自己说不定指挥的一塌糊涂。
谁都不是天生的军神，即便是卫青和霍去病，也是经历过汉武帝宫廷严格的军事培养才能成为独当一面的统帅级人才的。到了今世更是如此，狄青、岳飞、韩世忠都是先统率三四千人，继而万余人，最后成为数万大军的主帅的。
在胡人下一波秋季攻势展开之前手中有万余人已经足够调配了。和敌人正面交锋的主角注定不会是他，而是黄州的那位智勇双全的将军。
吴潜可不这么看，他一脸正色的嘱咐郑云鸣：“将军少年统军，天纵英才，秋天正是你和蒙古四太子决胜于襄樊的好时机，千万小心保重身体，大宋的门户都依赖着将军一身。”
这一席话唬的郑云鸣冷汗直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