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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命税监四出抽分征税，“商税重而转卖之处必贵，则买之价增，而买者受其害；商不通而出物之处必贱，则卖之价减，而卖者受其害。利虽仅取及商，而四民皆阴耗其财，以供朝廷之暗取，尤甚于明加田税也”。税使制度的推行，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也遭到从朝廷到地方无数官吏的强烈反对。广大城居之民，更是对此进行了殊死斗争，发动了一起又一起反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而且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可谓是史无前例的。
这些问题明朝当权者自始至终难以解决，反而是宋代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明白，很早就做出了改变，并着手进行了解决，如当时监管市舶务的张阐奏言：“比者叨领舶司仅及二载，窃常求其利害之灼然者，功持法令之未修。何当福建广南各置务于一州，两（浙）市舶务及分建于五所三路，市舶相去各数千里。初无一定之法，或本于司之申请而他司有不及知，或出于一时之建明而异时有不可用，监官之或专或兼，人吏之或多或寡，待夷夏之商，或同而或异，立赏刑之制，或重而或轻，以至住舶于非发舶之所，有禁有不禁，买物于非产物之地，有许有不许，若此之类，不可既举。故官吏无所遵守，商贾莫知适从。奸吏舞文，远人被害，其为患深。**有司，取前后累降指挥，及三路节次申请，厘析删修，著为一司条例。”建议朝廷制定专门的市舶条法，以有效管理海外贸易，禁绝官吏上下其手。“真是这条奏折，令大宋朝廷猛醒，面对这个辣手且新问题，宋代当权者就比大明重视多了，当年便痛下决心，结合实际，终于在元丰三年，颁布了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外贸法规，法规上明确了各个港口之间的地位与责任：只有广州，明州，杭州三地可以放行外贸船只。从而集中管理，打击走私。有了管理制度，朝廷律法也起到了足够的作用，使得整个宋代市舶司运作起来就十分细致了，去那儿只能走广州，明州，杭州三地市舶司，海上贸易同样如此，如此一来，朝廷就如同一把大手按住市舶司，而市舶司则用两只大手，死死的按住外向经济的巨额利益，否则难以逃脱干系，这样最大的好处，用杨峥的眼光看，就是航向明确，贸易区也明确，堵住走私空子的是，所有外贸船只返航后，必须要在原出海港口办理纳税事务，给了朝廷所定下的税收后，才能准许你的船只货物上岸，与往日来去不一，轻松偷税漏税的漏洞算是及时给堵住了，想要贸易可以，想要运送货物也可以，合理上交税收，否则概不接待。
元丰法最大高明的地方，在杨峥看来并非针对本国人，而是本着一视同仁的对待，即便是西洋诸国往来的贸易船只，同样由此等调理，来往的商贸船只，必须有市舶司亲自过目后，然后有市舶司统一安排上岸的时间，地点以及卸货的落脚点，外国运至的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朝贡的商品在规定的落脚点停放后，则改由市舶司就地出售，各地大商人纷纷购买，这种往来的贸易意义极大，宋代从海外购买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天然产品，卖个境内的商家大户，再以境内的陶瓷、丝绸、纺织品、茶叶等手工业制品卖给西洋诸国，从中获取税收好处，这种互惠互利的贸易每一年，宋朝市舶司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单以百分之十的啊税收算下来，宋代每年的进出口总额约为二千万贯。足足是大明的数倍，这种内外同时互利的贸易随着各项制度的完善，往日官员的营私舞弊监督，以及官商勾结进行商业垄断得以遏制，非但如此，为了更明确的告知天下官员，元丰律中对这些勾当都做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定，一旦触犯决不轻饶，如绍兴十六年，三佛齐国王投书广州市舶司，称近年由于市舶司抽税过重，“商贩如香，颇有亏损”。宋高宗得悉，重申“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将广州市舶使袁复降了官职。
………………………………说明：有错别字是有意为之，其中的用意，你们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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